天地生物，所受不同，感应不息，性与天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之。
在二者之间，牟宗三所肯认和使用者为实践意义的理解。就在其自己而言称性，就其彰显呈现而言称心。
2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牟宗三先生全集》(5)，第172页。后者对应价值界，以成就德性人格为目的。【51】乐的境界不同于康德美的境界，美的境界只是沟通道德界与存在界的手段，并不是最高、最后的境界。牟宗三的意思是，他基于儒家传统所建构的心体，不仅贞定其道德性的真正创造之意义，而且真正打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之隔绝，从而使乐的境界成为可能。所谓心能尽性，指从道德实践角度讲，由道德本心主观地呈现或实现客观的性。
普遍性与无限性可以互释——心体因具普遍性而具无限性，因为特殊不可能无限。首先，心体不是假设，而是呈现。比如，洪垣对于陈献章的自得说就颇能心领神会，认为道在求自得尔。
唐伯元进而指出，如果把心作为判断天下是非的准则，忽略礼法制度等外在的客观法则，将难免走向主观臆断。湛若水的弟子有三千余人，若再加上他的二传、三传弟子，人数则更为庞大。（同上，第34页）他认为，崇礼既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德性。从总体上看，湛氏与洪垣、庞嵩、唐枢、蒋信等及门弟子仍坚持了心学的学术立场，倡导以心为本，同时又吸纳了理学、气学等思想资源，他们的学说既不同于程朱理学，也有异于陆王心学，从而表现出融摄并试图超越理学、心学的特色。
不过，我们不可仅仅从岭南心学的维度来定位湛氏及其后学，湛氏除了在岭南地区招收弟子之外，亦曾在其任职的北京、南京等地授徒讲学，他创办的书院更是遍及全国各地，其大部分弟子或再传弟子来自于岭南以外的广袤地区。王道去世之后，湛氏仍号召其他弟子诃责、讨伐王道，目的即是为了自清门户，同时也向世人昭示，自陈献章以来的岭南心学所坚守的乃是儒学正脉，而没有陷入道、佛之泥淖。
湛氏思想不无偏狭之处。何迁（1501-1574），字益之，号吉阳，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朗，后辞官还乡，讲学于吉阳书院，其传世著作主要有《吉阳山房摘稿》等。甘泉后学的多元开展不但为岭南心学注入了活力，也推动了整个中晚明时期儒学的发展。[19]姚才刚、张黎，2017年：《万物一体思想的新发展——以明儒蒋信为中心》，载《哲学研究》第8期。
不过，在湛门弟子中，能够紧扣这一话语而展开论述的人并不多见，而洪垣却多次论及此命题，且不乏新见。作为湛若水的亲炙弟子，吕怀对师说也有所领会、阐扬。不过，唐枢、蒋信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故本文将他们单独列出来加以论述。他年轻时受到了阳明心学的直接熏陶，笃信吾性自足的观点，在工夫论上则强调反躬内求、直觉顿悟。
不过，蒋信既未尽信王学，也未尽信湛学，而是对两种学说均有所取舍。（二）庞嵩对甘泉学的诠释与弘扬。
比如，唐枢说：讨者，天功也，非有加于人力。他的思想学说具有较强的理学色彩，我们从以下两方面即可看出来：其一，反对侈谈心或心学，在学术上尊崇程朱而贬抑陆王。
作者简介：姚才刚，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务。(《李道纯集·蒋道林文粹》，第29页)而湛氏对蒋信也很器重，当蒋信追随湛氏数年、将欲返归家乡之时，湛氏发出了吾道西矣（湛若水撰，2009年，第102页）的慨叹。洪垣（1507-1593），字峻之，号觉山，江西婺源人，嘉靖年间进士，历任永康知县、温州知府等职，后退隐家乡，其传世著作主要有《觉山先生绪言》《觉山洪先生史说》。比如，湛若水就说：诵诗三百，达政、专对，气质之变化也。当然，体认天理在他看来也不必是一种自我逼迫、苦闷压抑的过程，而是可以拥有悠游自在的心境，可以获得宽博有容，平铺自在（同上，第61页）的状态。在明代儒家中，重视发挥《大学》知止义理的不止何迁一人，李材的止修说、黄绾的艮止说等与何迁的知止说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22]张学智，2000年：《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杨时乔尊奉程朱，往往是合着对陆王尤其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贬斥来立论的。
唐伯元（1541-1598），字仁卿，号曙台，澄海（今广东汕头澄海区）人，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其传世著作主要有《醉经楼集》等。四、唐伯元、杨时乔：彰显甘泉学之程朱理学面向湛若水的学说尽管大体上可被定位为心学，但其建构的心学思想体系远没有陆王心学纯正，而是对白沙心学、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张载气学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融汇吸收，他在理气观、格物论等方面尤其受到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其学说带有明显的程朱理学的痕迹。
在他看来，人之善端尽管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泯灭，但因种种原因，它可能会被遮蔽而无法呈现出来。此学派人数众多，流传较广，在中晚明儒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庞嵩，第145页）此语表明，勿忘勿助与随处体认天理均为湛若水之说的核心论旨，不过，依照庞嵩的理解，后者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原因在于，只有把随处体认天理贯穿于勿忘勿助的工夫之中，才不至于落空，才可避免产生无药物而煮空铛（同上）的弊病。如何才能做到知止？何迁一方面主张信其本无不止之体（同上），即呼吁人们确立一种自信，相信人人都有善端或应感之几，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明史·儒林传》曰：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吕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归安唐枢。他说：时时刻刻随处体认天理，不敢须臾放过，才是敏事。
不过，蒋信后来发觉阳明子实未之及焉(《李道纯集·蒋道林文粹》，第150页)，即认为阳明之说过于突出内心的自足、自得，以至于有遗外求内之嫌。唐伯元曾拜湛门弟子吕怀为师。
庞嵩（1507-1583），字振卿，号弼唐，南海弼唐（今广东佛山）人，嘉靖年间举人，官至云南曲靖知府，其传世著作主要有《庞弼唐先生遗言》等。蒋信确实能够较好地领会湛氏的内外合一、心体万物而不遗等论旨，他本人则倡导心与理、性、气的统一，尤其着重阐发了万物一体说。
不过，这种情形使得甘泉学的发展脉络愈来愈模糊，到了湛门三传弟子那里，已难觅甘泉学的踪迹了，同时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界定甘泉后学学派属性的难度。其传世著作主要有《王文定公文录》《老子亿》等。
因而，他主张士人不宜多说心学，认为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也（唐伯元，第176页）。唐伯元说：礼者，性之德也。事实上，随处在湛若水学说中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蕴含有时间的意味，时、空本身就是一体的。唐伯元还将王学末流之弊归咎于阳明本人，并于万历十三年（1585）向朝廷呈上《从祀疏》，强烈反对将阳明从祀孔庙，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抑制心学的发展，巩固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参见张学智，第76-77页)笔者亦持后一种看法，其原因除了唐枢与湛若水之间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之外，他在思想上也较多地受到了湛氏的影响。（同上，第298页）庞嵩试图阐明，体认天理除了应在空间范围上涵盖人的所有活动场景之外，也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人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对天理的敬畏之心，随时察识天理。
[2]《甘泉先生续编大全》，2017年，台北市中研院文哲所。同时，他对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也一直十分仰慕，只可惜未能登堂入室、成为阳明的及门弟子。
王道作为湛门弟子，竟然明确倡导孔、老相通，进而刻意抬高老子、贬低孔子，这在湛氏看来不啻为入室操戈之举，他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乃以耄耋之年撰写《非老子》，批驳王道之论。唐枢（1497-1574），字惟中，号一庵，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年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后因上疏触犯帝怒，被削职为民，回乡后潜心著述、讲学40余年。
